在姜文的世界观里，英雄是第一位的。英雄改变社会，英雄创造历史。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英雄。

片子看着很爽，斗智斗勇，诙谐搞笑。然而只看到其中喜剧的观众，是无法体会到姜文心中的落寞的。

或许大家都看的懂，比较明了的，有这么几段。

一是小二躲鼓之际撞到了武状元（姜武 饰），被武状元打的快失了人形。在县堂依旧说是自己的不是，该给武状元道歉。一句耐人寻味得“你这是流水的县长，铁打的黄四爷。”，就算你是一县之长，但你也不过在任个几年。真正的权威者还是那些横行乡里的乡绅地主。

这里是对中国旧社会的一种复原，在以往，每个乡里都是自治。在四川成都这边，有人闹了纠纷，不去县衙，去茶馆。请来袍哥（讲理的恶霸）主持公道，双方各自陈述，袍哥来断定哪方有理，理亏的一方得请众人喝茶，双方按袍哥说的规矩处理后事，此事就揭过了。其他乡里也多是有乡绅或地主代替了司法的权利。而在姜文的影片中，这种现象被讽刺，是因为黄四爷和你讲理，是看对他自己有没有好处。放纵手下人为非作歹是他只知道享受位高权重的快感，而没有治理鹅城的责任感。

像是《白鹿原》书中所描写的那个村庄，权利最大的是族长，也就是白嘉轩那个最大的地主。村庄里的人都说是白鹿两家的子嗣，一同祭拜共同的祖先，这又是解放前最普遍的现象——族会。现在依旧还保持这一习惯的，我所知的比较壮观的，就是孔姓族人了。甚至依旧在修族谱。南京和成都各有一个孔姓朋友，她俩初次见面互对了字辈，南京的朋友居然是奶奶辈的。

话再说回来，这种自治的确很容易出乱子。因为是世袭的土皇帝，总有一代会缺乏责任感，导致乡里大乱。而姜文在片中所设计的黄四爷便是这个让鹅城大乱的人。民众臣服在黄四爷的淫威之下，有怒不敢言，有怨不敢伸。这种现象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，那就是黄四爷就是尊贵，不可冒犯的。所以在片中，麻匪扮的县长张牧之（姜文 饰），又是铺黄金又是铺军火的，愣是半天没人敢站出来。

除了讽刺旧社会的这些乡绅恶霸之外，也是反射当今的社会。许多小县小镇小村庄虽设有派出所，但大家还是喜欢私底下解决，没人去找警察翻宪法。以我生长的小镇为例，镇上前几年经常群体斗殴，而为的都是遗产啊，土地啊，或是小青年为了爱情。若有打死打伤，赔钱了事。我以前以为杀人就必须偿命，法律是不讲人情的。但是几百年建立起的小镇早就习惯了人情社会。有被打死者，受害者家庭不追究，只是私下让凶手家赔钱。甚至在警察面前编好台词，自家孩子是不小心摔破头死的。而凶手也只是正当防卫。受害者都替被告开脱了，那你怎么判他有罪？这也是县长在武状元打人致伤的绝对事实下，依然无法判武状元有罪的原因。就因为受害者不追究凶手的责任。

《让子弹飞》里承载的内容很多，看过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朋友，大致能明白，其实《让子弹飞》是被通俗化了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

其他诸如因为对某人的恐惧，而想象出来的虚假事实。

比如“张麻子脸上怎么可能没有麻子？”

“没人会相信一个麻匪的名字叫张牧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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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还有最能体现姜文心声的一句“我就是要站着把钱给挣了！”，然后“啪”一声把枪往桌上一拍。早年陆川还没有名气的时候，把《寻枪》剧本寄给了姜文。姜文当即表示愿意帮忙一起拍这部电影。他的回复是自己的枪掉了，需要去找回来。

如今他似乎找到了，一个影视热忱的姜文回来了。他曾经或许迷茫在市场和电影内核之间，但是如今没有了，在商业和艺术之间，他在慢慢的找到一种平衡。他自己也在某专访中提到，他以前觉得把姑娘拉河边去聊天就能追到姑娘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得把钱穿在身上，开辆豪车把姑娘接到西餐厅里去点一瓶拉菲，再点几份吃不饱的松露。因为中国的大多数观众不喜欢看姑娘跟你去河边聊天。

在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遭遇滑铁卢之后，姜文拍了《让子弹飞》。甚至两部片子的音乐都是完全一样的。姜文自己也说，观众不是看不懂《太阳》吗？那我就翻译翻译。